继央行联合7部委在9月4号申明暂停一切ICO项目之后，9月8号又传央行将狙击现有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核心是针对虚拟货币与法币之间的交易通道，即禁止、虚拟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兑换业务。这不仅对OKcoin、火币网以及比特币中国这些以手续费作为收入来源的交易所是重大利空，几乎对所有内陆的比特币参与者都是重大负面消息。所以比特币刚刚收复失地，又从29016元跌倒24752元，我想很多抄底的投机客又是万念俱灰。9月9号，多家交易平台均出面稳定市场情绪，发布“尚未收到官方正式通知”的消息，并说明如果消息属实，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停止一切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的兑换业务，仅开展虚拟货币之间的点对点交易。

笔者曾在8月13日的文章（《【一瓣】货币的本质、比特币骗局与央行的布局》）结尾处写到“个人预测，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之前，或许会对比特币来一场大清洗”。央行在这个时点严打ICO与比特币，倒不一定是真的要发行虚拟货币了，一定是综合考虑了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结果。虽然笔者好像是“猜”对了，但是“得意”了一两日之后，笔者反而开始担忧，特别是在8日的消息之后。笔者曾经认为虚拟货币与法币是两个“平行世界”，但是后来考虑到无论什么形态的货币，其依托都在实体经济，所以笔者在文章（《【一瓣】比特币：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中改成了“互补世界”，认为二者之间一定还存在规范的沟通机制。但是如果消息属实，那么这种沟通机制只能转向OTC市场了。

在这个数字货币转型的当口，让笔者想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请参考我的书评【一瓣 · 书评】黄仁宇 | 人民或道德的名义，都是一种“软埋”——评《万历十五年》），在书中，黄仁宇先生提出了“数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概念：一个稳定的和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具有计算和记录整个社会资源的能力，任何资产的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导致的数量增减和去向都可以及时更新在案。唯有如此，这样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加以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有利于财富的积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朱嘉明老师写到，“按照黄仁宇先生的标准，中国的明朝距离一个“数字管理”的社会差距甚大。如果以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视野，缺乏“数字管理”其实是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正好前段时间笔者还写过一个书评——《【一瓣·书评】货币的制度之维与东西大分流——评《白银帝国》》，恰恰是从货币的维度来理解东西“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所以不免让担心这样以“稳定的名义”进行的“一刀切”政策，是否会导致已经在区块链领域落后的中国重蹈覆辙。

西方国家历来注重记录。张维迎教授在北大国发院2017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自由是一种责任》，引用了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张老师特别强调了1500年前后的差距，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当中，笔者想指出的就是西方人在实验与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擅长记录。

我们从瓷器的历史演进中就能看出来。欧洲人常说：中国人发明了瓷器，欧洲人再发明了它。瓷器的前身是陶器，从陶器到瓷器的飞跃说起来算是上天的眷顾，当时也是为了改进陶器的密水性问题。当中国把制陶技艺与中东传入的上釉技术（美索不达米亚时期就已经发明）结合起来，就创造了瓷器。

欧洲发明瓷器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欧洲一开始都是从中国进口瓷器，其中有位瓷器的超级粉丝——萨克森公国的国王奥古斯都二世。17世纪的时候，萨克森和瑞典交战，国库日益亏空，所以国王就想着有什么生财之道，这就是“炼金术”。1706年，奥古斯都二世抓来了两个炼金术士，命令他们炼黄金。但是从化学原理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大物理学家牛顿也废了很多精力。所以后来，奥古斯都二世干脆命令他们研制瓷器，其中一位炼金术士就是享誉盛名的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

被软禁在阿尔布莱希兹堡的伯特格尔花了4年时间，作了3万次实验，终于成功了。这期间，如果没有系统的试验方法和记录，肯定会有很多重复劳动。所以，他不仅记录了全部的实验过程和结果，还把每一次实验之间的细小差异全都记录下来了，这些历史材料目前都被保存在德国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人类历史之所以不断向前推进，就是因为后来者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从炼金术到化学的转变，再一次证明了科学方法是科学发明的前提。炼金术士们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定量分析。数学与统计学的发展恰恰为物理、化学和天文学的进步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定量分析造成了一种观念上的转变——从尊重权威到尊重事实。笛卡尔就非常强调：是事实而不是权威，才是验证一个结论正确与否的前提。欧洲第一位著名化学家拉瓦锡，他在实验中的一个信条就是：必须用天平进行精准测定来确定真理。质量守恒定律正是定量分析的结果。就像牛顿奠定了经典物理学体系的基础一样，拉瓦锡也奠定了化学的基础。另外，他另一个不为大家所知的贡献是，统一了法国的度量衡。

所以，我们了解了“精确性”对于科学是多么重要。精确计量、记录与分析的前提是有一把通用的“尺子”，就像我们衡量长度的“米”、衡量重量的“克”，衡量温度的“摄氏度”等等。同样，在国民经济核算上也有一把尺子，这就是货币。为了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分析，也需要有一套系统的记账方法，那就是复制记账法。正是因为这种记账方法的发明与普及，能够使得企业与国家都能够进行投入-产出等各种经济分析和理性计算。在这一点上，明朝与西方出现了分岔。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结尾处总结到，“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丑，表面上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再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名裂。”儒家文化治理之下的明朝讲究“和为贵”，尚德轻法，重文轻武。看似一片祥和，实则各种势力蠢蠢欲动，朝廷派系纷呈，群臣勾心斗角，君不君，臣不臣，中央与地方关系似紧实松。然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正处在资本主义萌芽的中世纪晚期，明朝的结束（1644年）与中世纪的结束（1640年）基本同步，但中国进入到另一个封建的满清王朝，西方则逐渐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本文并不打算详细论述东西分流的始末，只想强调一个常常被社会学家和史学家忽视的一个技术细节，那就是“数字化”。

故事可以追溯到1494年，时值明孝宗年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西奥利发表《算数、几何、比与比例知识》一书，提出了会计学原理，并将其发展成了“复式记账法”，为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建立了系统的账户体系。至万历十五年（1587年），复式记账法已在西欧广泛应用，而明朝政经衰弱，至1644年覆亡。

复式记账法的理论依据是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按照恒等式，任何一项经济业务都会引起资产与负债（或权益）之间至少两个项目发生增减变动，而且增减变动的金额相等。这是一种科学的记账方法，可以全面、清晰地反映出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而且还能通过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全面系统地反映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朱嘉明老师在周子衡《账户》一书的序言中说到：“数字管理”的基础是会计体系，会计体系基于“复式簿记法”，……，在西欧，大面积的经济活动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标准“会计”记录，整个国家可以据此走向“数字管理”；而处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虽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借贷与还贷，但是，却没有“会计学思想”，没有“账户”概念，没有可能创造“复式簿记法”和以此记录巨细縻遗的经济活动，整个国家自然不可能建立“数字管理”制度。

“复式记账法”就像是一种底层技术，我们将其应用到了企业与国家的经济核算中，只有清晰的计量，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从GDP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可以参考黛安娜·科伊尔《极简GDP史》），当初进行GDP核算，主要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当一个国家在进行“战”与“和”的选择之时，就需要考虑国家的财力状况，这关系到能否战胜对方，以及还能撑多久等。当今，企业和国家在进行经济核算的时候都会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资金流量表，复式记账法都是其底层技术。

但是，了解统计工作的读者都知道，统计学采用的大都是一种抽样的方法，例如我们最常见的GDP、CPI、PPI等宏观数据，都是抽样统计的结果。既然是抽样就会存在误差，这种误差遍布于每一个环节中。所以马克吐温说：“这世界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基于错误的数据做出来的分析实在有些滑稽，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被诟病。曾经听到一个这样尴尬的局面：某位著名教授在汇报他的文章时，运用了非常漂亮的计量模型，精准地模拟了GDP走势。但听众中有人问到：您准确预测的GDP，本质上是错误的。（国家统计局不幸躺枪）笔者在这儿就是想说明，数据准确是一切数据分析的基础。

饶了这么大一弯，卖了这么大一关子，就是想说明：我们再一次处在“数字化革命”的路口，掀起这场革命的就是区块链技术。它是互联网的第三次迭代，可以称为互联网3.0。即使不说是颠覆式的，但是它会切切实实地缓解现有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症结。第一，“实时性”。它可以缓解时滞效应，这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国家制定政策都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宏观层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时滞，这对于政策当局判断经济形势是非常不利的；第二，“真实性”，“分布式记账”技术保证了账目的真实性，因为篡改数据需要51%数量的节点同时认可，这就大大增加了成本，用技术开发者的话说就是“基本不可能”；第三，“完整性”。区块链上的记录是完整的，故可以避免数据收集过程中的各项偏差。第四，“透明性”。这一点缓解了经济学上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在慈善行业，一般都是捐完就没事了。我们并不知道钱怎么用的，花完之后有什么效果。但是在区块链上的慈善，可以实现点对点无缝对接，实现了去中介化，每笔钱怎么用都是一清二楚的，这就非常有效的缓解了通道中的腐败等问题。本文并不打算详细阐述区块链的各种应用，这在各种文章和专著中都可以看到，笔者只是想强调它在现实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那些腐败较为严重、交易成本高昂（表现为中介组织比较多）的领域，如公共事业、金融等。还有一些典型的“柠檬市场”，如二手车市场、相亲市场等等。我敢想象，如果将相亲平台搭建在区块链上，匹配效率肯定会大大提高。

区块链中也需要记账单位，目前来看，就是以比特币、以太币等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只要虚拟世界是健康的，我甚至相信在这个世界里，哈耶克所提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之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由于网络的规模递增效应的存在，很可能形成单极的货币体系，因为如果只是记账的话，实在没必要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货币。货币体系，越简单越好，就像一个国家只有一种货币是最好的。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伊（1767-1832）说：供给创造需求。这实际上是一个供给不足的时代，是一个强调生产效率的时代，是一个以企业为中心的时代。供不应求的时代，自然是供给创造需求。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直到1929-1933年大萧条，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认为这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至此，人类开始注重“交易效率”的提升，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可以说是实现了“交易效率”的飞跃，区块链技术是这场飞跃的延续。

过去，是一个以企业为中心，企业占据大量资源并产能过剩的时代；未来，是一个需求侧个性化和分散化，供给侧数字化和中心化，供给侧与需求侧一体化的生态体系。我们认清了方向，但走对了路吗？

就像我在上篇文章——《ICO的自白：看懂了技术，但没看懂人性与政治》中说的，ICO是生不逢时，那么比特币呢？对于中国而言，它多少也有点这个味道。我之所以曾在文中说，监管当局可能会有一次大清洗，是因为国内比特币市场充斥着大量乌合之众（话说得重，请见谅！！！）。改革开放40年，一部分国人“富”了起来，比特币市场上也存在一种“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的现象。2013年，中国比特币交易量占全球9成之多，将比特币推向了历史高点8000元。很多比特币交易平台还利用融资融币加杠杆，自己做庄，监守自盗。直到五部门发布289号文，比特币才应声而落。但2017年又卷土重来，5月份的“Wannacry”病毒在全球爆发更是扮演了一种催化剂的功能，比特币冲破了30000元，ICO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推向风口浪尖。

此时恰逢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会议中不止一次强调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不止一次强调金融工作的底线是不发生金融风险，不止一次强调“稳定”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点。而且，金融与实体部门的杠杆已经让监管者头疼，现在又来一虚拟世界的杠杆，真是不知道“政治正确”是何物。这一切，币圈都置若罔闻，不屑一顾，拿着胸膛往枪口上撞，结果就是壮烈牺牲，上演了这么一场悲壮的故事。

若监管成本过高，短期来看，站在监管者的立场，理性选择就是一个字——“堵”。但从全社会长远利益来看，这种“堵”的策略虽然可能在短期内会防止下游出现“涝灾”，但长期可能会导致下游的“旱灾”。就像凯恩斯爵士说的，“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所以舍远求近在政治上是“惯犯”。这就像1500年以后的中国一样，境内看似昌平，但天下已然分流。所以，正是因为笔者对明朝和东西分流的历史文献有简单的了解，今天的选择与430年前的明朝有某种相似的逻辑，所以不禁疑惑：我们是否又处在一个“分岔口”？

毫无疑问，中国央行非常敏锐地嗅到了数字化革命的味道。但虚拟货币二级市场乱象丛生，9月以来的连环监管行为很可能还是想从国家层面来推动区块链和虚拟货币，就像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16年就说过“虚拟货币取代纸币指日可待” 。但是这里说的虚拟货币并不是之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而只是现有纸币的形态数字化，虚拟货币与货币的虚拟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这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而后者是指主权货币的数字化（虚拟化）。

笔者写这篇文章，主要是对政府推动技术变革在激励不足方面有些担心。第一次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革命，首先由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开启，而后由理论工作者抽象和升华，英国的皇家学会就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也是因为从军用到民用，从国家走向市场之后才正式掀起一场革命的。所以，笔者还是觉得“堵”是次优选择，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的创新还是应该鼓励。例如对于区块链和虚拟货币的开发，取缔ICO笔者是支持的，只要在科学评估后确认是好的项目，还是应该允许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如风险投资和PE等，但这里面还有太多的技术细节需要探讨。

因噎废食不是聪明的选择，当然笔者也是希望从国家层面来推动改革能够真正普惠于民，而不仅仅是用“人民的名义”，或者是以金融稳定的名义，为政策和权力的合法性背书。